距离杭州约80公里的乌镇只不过是一个江南小镇，但近年来在全球互联网领域的影响日益上升。湖州不过是浙江的一个地级市，但2016年6月，二十国集团（G20）智库会议却选择在其下辖的安吉县举行；杭州只是一个省会城市，但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却选择在此召开。何以如此？这证明了，无论是一个小镇、一座城市，还是一个省份，只要经济发展有特色，拥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就能获得国家和市场认可，也能获得世界的认可。

　　（三）重庆城乡统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

　　重庆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出现很多新气象，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城乡统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这一块。2010年后，重庆经济增速连续多年居全国之首。这并不令人意外。

　　第一，重庆抓住了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发展的大势，顺势而为而不是逆势而动。第二，重庆探索了一条城乡统筹、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好思路。具体而言，重庆周边多山，是著名的山城，距离北上广距离遥远，要吸引外资面临的困难当然非常大。但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企业的疼点，通过修建铁路打通到兰州的铁路线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通过支持航空公司开通通往五大洲的国际航线，重庆的交通劣势转为优势。通过给进城农民穿上社保、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五件“衣服”，但同时保留他们的农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这样的所谓三件旧“衣服”，重庆帮助进城农民实现了向市民的渐进和务实转变。通过“地票”交易制度的创新，重庆解决了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又盘活了土地这一最为宝贵的资源的活力。这样，外资企业、大型企业纷纷落户重庆，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劳动成本优势加上交通便利、外资集聚，最终造就了重庆2010年后连续多年的经济强势增长成绩。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没有治理经济、社会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做法，没有基于基层的调研、座谈和听取意见，哪里来这种经济增长绩效？如果没有城乡统筹，没有城乡分工合作，哪里能招来外资这只金凤凰？没有治理创新，农民工哪里能顺利进城并转变为市民？

　　（四）宁夏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怎么办？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像宁夏、青海、新疆等欠发达地区到底该怎么发展？这是个大问题，也应该是这些地区的企业、政府每天思考和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我们的研究，欠发达地区要推动经济发展，无外乎这样几条基本思路：

　　首先就是调查研究，接着就是头脑风暴和研讨会，这样，就一定能找到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大致思路。比如，想到宁夏人们通常会想到什么？人们会回答说，一是“枸杞”，枸杞能干啥？无非是吃、喝和保健。二是“黄河”，黄河能干啥？于是，人们马上会想到悠久的历史，这样，你就会想到历史游、文化游和沙漠游。

　　其次，应该紧紧围绕调研的结果做足文章。比如，要做枸杞的专业生产与开发，怎样扩大种植面积？怎样进行专业化的加工与深加工？怎样进行市场推广与营销？而要开发与黄河相关的旅游，就要挖掘和复制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再现当年的风土人情，让游客能身临其境地体验当年的历史场景。

　　一个现实中的例子是，宁夏沙坡头风景区原先由国有企业管理和运营，结果，经营效果并不理想。但经专家和企业出谋划策，当地引进了香港旅游集团入股和参与运营管理。这样，一个原本缺乏特色的风景区在几年之内被打造成5A级风景区。只要看看旅游区怎么“折腾”游客，就知道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时间更长的香港企业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要远远深于欠发达地区。游客进入风景区，先是体验黄河游船。坐完游船上岸，步行若干分钟，可乘坐电梯上沙漠山。下了电梯是乘坐骆驼进游玩区，景区为游客准备了各种防沙设备如围巾、口罩、眼镜，游客可以乘坐骆驼穿越沙漠。到沙漠深处，可以选择徒步或者乘坐沙漠飞车，体验在沙漠中飙车的魅力。沙漠中另有其他游玩项目。当游客乘坐羊皮筏返回风景区起点，直到进枸杞馆才知道，这才是该景区旅游的最后一站。

　　一句话，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怎么发展？恐怕不外乎挖掘文化、复制传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五）上海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怎么办？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像上海这样的东南沿海地区到底该怎么办？其实，思路完全是类似的。

　　首先，这些地区得有一种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改革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和冒险精神。因为时移世易、时代变迁，只有保持改革进取之心，才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这些发达地区要积极完成国家三部委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与行动》当中有关涉及沿海和发达地区开放战略中的“规定动作”。

　　比如，《愿景与行动》中有关上海的描述尽管没有明确提到上海——“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这一描述意味着，上海应强化自贸区制度的先行先试和可复制、可推广工作——但上海有关方面应当考虑以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探索也应在更深层次上展开。另外，在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方面，也应研究对接“一带一路”的思路和策略，充分发挥排头兵和主力军的先锋模范作用。

　　再次，上海应该有一些“自选动作”。比如，上海应该充分发挥其在航空货运市场的优势——根据国际货运航班数据，国内与国际货运市场联系最多的城市是上海，联系度为57.7%——以航空的优势，弥补其在铁路和公路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相联的劣势。又如，在贸易、政策、资金和民心互通方面，也要充分发挥上海在贸易、投资、国际知名度和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成立更多的智库，积极投身于“一带一路”相关研究中。在企业跨境运营方面，也可以利用上海在国外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联合上海大中型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府在国外设立若干个“上海国际产业合作园”，在园区内吸引上海与国内企业前往投资，并以园区的集聚优势，与当地政府商谈合作，为企业提供服务，以减少国内企业单独出海的风险。相应地，上海也可以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上海建立“一带一路”产业园，吸引相关国家的高质量企业来华投资。　　

　　三、“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过程中可能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比如中亚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比较复杂，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五通”过程中要谨慎处理这些问题。比如，我国宁夏、青海、陕西等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回族人口，在这些地区展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五通”过程中，这些少数民族将有机会进出中国国境，其中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展开非法集会、串联或者暴力活动，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又如，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落地，中国的企业要前往这些国家和地区投资，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应尽量选派熟悉当地民族习惯、语言和风俗的人员前往，在雇佣当地员工的过程中，也应该充分尊重当地民族习惯，谨慎处理相关的民族和宗教问题，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政治、文化习惯与中国存在较大不同，中国不同地区在这方面的认识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在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五通”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尊重相关法律和风俗，否则就可能造成对外投资失利，甚至在当地引发社会乃至政治风波。比如，在中国国内，礼拜六和礼拜天，只要企业付出多倍的加班工资，就会有工人来上班，但在非洲，尽管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当地工人却不会丧失休息时间加班加点，这就会导致在国内屡试不爽的赶进度、赶工期、增产量等想法变得不现实。又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工会一般比较强大，投资方在重大问题决策之前，应当听取并充分尊重工会的意见，否则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罢工、游行示威活动，从而造成投资损失，甚至破坏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形象。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还可能让一些与中国竞争的国家和集团感到不快，它们很可能会利用各种机会主动挑起事端，并威胁到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国家安全、领土完整。

　　中印在洞朗地区的冲突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洞朗地区属于中国领土，中印双方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签订并认可了边界划界问题。但2017年6月至今，印度方面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宗旨，公然进入我们领土洞朗地区，以所谓中国修路影响其国土安全为由赖着不走，企图将这一不存在争议的领土问题转变为存在争议的领土问题。其实，印度这一单方面行动的背后，乃是一种敌对的冷战思维，也即害怕邻居强大。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印度也提出一个山寨版倡议，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搞出种种小动作。对此，中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也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针锋相对地做好斗争准备。

　　类似的问题，还可能出现在中国的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区，都需要我们提高警惕。

　　第四，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五通”的进行，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产品、生产要素等将可能面临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一定程度竞争，“中国制造”的国际优势和劣势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显现。比如，在国内是优势的产业，很可能在进入“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时，面临激烈竞争，甚至可能优势变得不太明显；相反，一些在国内看起来是劣势的产业和产品，很可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却变成优势产业和产品。换句话说，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国际市场机遇，中国不同地区的产业的比较优势很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五，过去这些年，在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稳定、市场规模巨大的条件下，大多数企业养成了快速投资、快速赚钱的习惯性思维，在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后，这些宏观环境和市场规模条件将完全不复存在，因此，企业必须转换战略，做好稳扎稳打、长期经营的心理准备。

　　四、中国的全球化新模式

　　做一个对比恐怕就更加清楚了。那就是，当今世界存在两种不同思路的全球化模式。一种是传统的，另一种可以说就是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从理念上看，前者标榜民主、法治、人权、市场经济；不在这四个方面同步推进的国家往往被视作不发展、不先进、不现代的样板，从而不被西方主流接受。相反，中国所倡导的全球化新模式则优先考虑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最终目标是实现大同世界，是全世界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和命运共同体。

　　从背后的推动力来看，前者以军事作为后盾，以经济、政治强权为先导，将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划分为不同的阵营，吸纳进各自的朋友圈或者俱乐部，在俱乐部内外推行完全有别的政策和制度，将推行不同制度和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划分到俱乐部之外，推行标准不同的政策和制度。相反，中国所倡导的全球化新模式，以贸易和投资作为动力，不问彼此的制度和国体是否相同，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多大，而首先关注彼此之间是否存在贸易和投资机会，是否存在着各方都获益的机会。在求同存异的利益交换下，相互之间的理解增加，文化交流增多，最终实现民心相通。

　　从特征来看，前者往往是零和游戏、你高我低、你上我下甚至你死我活，而后者则是正和有戏、双赢游戏和和平共赢。用十九大报告中的说法，就是后者的合作原则是共商、共建和共享。

　　从背后的经济学理论依据来看，前者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本依据，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推行所谓自由贸易主义，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则推行所谓贸易保护主义。而且目前，前一种全球化模式正在从贸易自由主义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相反，后一种模式一定程度上完整相反，背后的经济学理论依据正是中国自己正在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政策实践角度看，前一种模式说一套、做一套，告诉别人做一套、自己做一套。后一种模式则不管别人怎么说，只管自己怎么做，你告诉我的我不一定做，我做你正在做的。

　　从各自的全球化治理框架角度看，前者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有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后者是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等。

　　从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看，前者是在宗教和价值观方面比较认同，在经济关系上比较紧张。后者则是在经济关系上比较和谐，但目前还缺乏宗教和文化认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两种全球化模式的框架日益清晰，异同日益清晰，高下也越来越清楚。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是新一届党中央在全国和全世界所下的一盘棋，也是一盘好棋，世界对此积极响应。在这盘棋当中，有很多步小棋几乎同时布局和铺开。“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面临诸多机遇，中国中东西部地区也面临诸多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并不是政策优惠，而是制度创新，是一种全球化的新模式，是共享、绿色、共赢、创新的大合唱。虽然“一带一路”也可能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带来一定挑战，但只要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以妥当的政策和措施来应对，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好。